从安信信托诉昆山纯高一案分析“资产收益权信托”的法律风险

单位 | 88必发手机娱乐律师事务所(上海/北京/深圳)发布日期:2013-08-13 17:54:34
一、案件基本情况
本案源于2009924日,安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企业(以下简称“安信信托”)与昆山纯高投资开发有限企业(以下简称“昆山纯高”)签署《“昆山·联邦国际”资产收益财产权信托合同》(以下简称“《财产权信托合同》”),该份《财产权信托合同》中第二条载明本信托目的系“委托人为实现基础资产财产价值的流动化,以其合法享有的取得基础资产收益的权利设定的同时向投资者发行信托收益权份额的财产权信托,受托人按信托文件约定为受益人的利益管理、运用和处分信托财产,向受益人分配信托利益。”
后双方根据《财产权信托合同》,由昆山纯高作为该信托计划的委托人将其合法拥有的“昆山·联邦国际”项目的基础资产收益权作价6.27亿元交由安信信托设立财产权信托。双方又将该信托项下的信托收益权分为优先信托受益权和一般信托受益权。优先信托受益权规模为人民币2.15亿元,由社会公众投资人投资取得,该等投资资金在信托成立并生效后一次性支付给委托人即昆山纯高。一般信托受益权则由委托人昆山纯高继续持有,未经受托人安信信托同意,一般信托受益权不得转让。
由此可见,该信托项目应为资产收益权信托,即作为信托财产基础的是由昆山纯高提供的“昆山·联邦国际”项目的基础资产收益权。需要注意的是,目前信托市场上比较多见的是集合资金信托,而非资产收益权信托。集合资金信托与资产收益权信托核心区别在于信托财产基础是信托企业在市场上募集的投资者的资金,而非由委托人交付的资产收益权。而资产收益权信托并不多见的原因在于资产收益权作为信托的基础财产并不严格符合《信托法》对信托财产需为“确定性”的要求。如在本案中,昆山纯高所提供的房地产项目的收益权,该资产收益权仅为一种“期待利益”,在信托成立时,基础资产尚未建成完工,还需进一步投入。更为重要的是,因基础资产并不过户给受托人,一旦委托人将基础资产转让给第三方,则该基础资产上的资产收益权实际上也会被一并转让。
为了将资产收益权信托的风险控制在最低,实践中信托企业一般都要求委托人将资产收益权的基础资产抵押给委托人。本案中,安信信托即要求将昆山纯高将“昆山·联邦国际”项目的基础资产抵押给安信信托。此外,双方还约定昆山纯高按照《财产权信托合同》约定的时间节点将一定数额的资产收益价款及时支付到信托财产专户,如资产收益价款不足的,则昆山纯高有义务以自有资金补足。
但是,双方在为“昆山·联邦国际”项目基础资产办理抵押时遇到了阻碍,房地产登记部门在办理抵押时并不能理解财产权信托合同。对房地产登记部门而言,房屋及在建工程的抵押一般担保对象为贷款,特别是对于在建工程,按照建设部《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抵押人为取得在建工程继续建造资金的贷款,以其合法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连同在建工程的投入资产,以不转移占有方式抵押给贷款银行。故,双方无法依据《财产权信托合同》为项目基础资产办理抵押,但是不办理抵押对于安信信托而言资产收益权又无法得到保障。所以双方又另行签订了一份《信托贷款合同》,贷款金额正好为安信信托出售优先信托收益权并支付给昆山纯高的款项即2.15亿元,在《信托贷款合同》签订后,双方顺利完成抵押办理,整个交易架构也基本得以形成。
但在该信托成立一年后,昆山纯高并未能按《财产权信托合同》约定的时间节点在信托专户内存入最低现金余额,在原定的信托计划期满时,也未能兑付资产收益权款项。安信信托在多次交涉无果后,最终将昆山纯高状告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法院申请查封上述抵押的“昆山·联邦国际”项目和在建工程,并通过拍卖等方式收回债务。
值得注意的是,安信信托起诉昆山纯高的案由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而非信托合同纠纷,即依据是双方签订的《信托贷款合同》,并据此主张要求昆山纯高除贷款本金外一并偿还借款期限内10%利息、借款期限外12%利息、以及相应的违约金等,各项相加昆山纯高合计需支付本金的140%。但是,昆山纯高认为双方签订了“阴阳合同”,其中《信托贷款合同》并不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昆山纯高辩称其在签约时对信托流程并不熟悉,“误认为”两份合同需要同时签署,以此为由,否认2.15亿元资金为信托贷款,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借贷关系,双方遂在诉讼过程中产生巨大争议。
二、案件争议焦点
针对本案,双方现主要存有以下争议焦点:
1. 本案中的信托计划究竟是集合资金信托还是资产收益权信托?
2. 2.15亿元的性质是信托受益权转让价款还是信托贷款?
3. 该案中设立的抵押权是否有效,安信信托是否可就抵押物拍卖价款优先受偿?
三、律师分析意见
本案进入诉讼阶段后,安信信托是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作为案由起诉昆山纯高,法院也是按照这一案由进行立案审理的。因此,安信信托的观点实质是安信信托通过发行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募集信托资金,并将信托资金用于向昆山纯高发放贷款,即是传统的“集合资金信托+贷款”模式。而在本案中,双方确实签有《信托贷款合同》,那么安信信托所设立的是否为集合资金信托?
笔者经过比对发现,尽管集合资金信托与资产收益权信托其信托资产不同,但其外在的表现形式却十分相似,甚至也可能在其说明上造成混同,引起投资者的误解。如2013318日《证券市场周刊》针对本案就称“该案源于2009924日,安信信托发起并设立的总规模为6.27亿元的“昆山·联邦国际”资产收益财产权信托,其中信托优先受益权募集资金为人民币2.15亿元,由投资者以资金认购并持有;其余为信托一般受益权,由昆山纯高以其持有的“昆山·联邦国际”项目土地使用权及80370.23平米在建工程项下资产收益权认购并持有。”此即是典型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表述。
其实集合资金信托与资产收益权信托相比,两项信托计划下面都会出现信托企业向市场投资者募集资金,再将所募集得来的资金流向需资方的行为。因此,仅凭辨识参与信托计划的各方以及募集资金的流向是无法区别集合资金信托以及资产收益权信托的,两者最核心的区别是,资产收益权信托计划,社会公众投资人交付的资金并不属于信托财产,其是用于投资优先受益权的投资价款。而在本案中,根据安信信托及昆山纯高所签订的《财产权信托合同》,其信托计划的基础财产显然是昆山纯高房地产项目的收益权,而非社会公众投资人所交付的资金。因此,本案中的信托计划应为资产收益权信托。
至于2.15亿元的性质是信托受益权转让价款还是信托贷款,昆山纯高方面认为2.15亿元为委托人转让优先受益权的对价,其强调“信托贷款资金的发放,只能以信托自由的资金和吸取的信托存款来对外发放,而本案中的2.15亿元资金是通过同一个信托资产中的优先受益权募集资金转过来的,不属于正式的信托贷款发放。”
而安信信托方面则始终认为,从双方所签订的协议、收款后交付的收条及之后的抵押协议中都确认是2.15亿元是一笔贷款。笔者认为,本案中所谓的项目“优先受益权”其原本就归属于昆山纯高,整个信托计划实质上即是昆山纯高向社会公众投资人转让项目的“优先受益权”,而安信信托在两方之间所充当的是一个中介的角色,其负责寻找潜在的社会公众投资人并把所募集来的资金再支付给昆山纯高,由此可见,2.15亿元的性质应是信托受益权转让价款,是昆山纯高转让“优先受益权”后的应得价款,并非贷款。
也就是说,双方所签订的《信托贷款合同》只是整个交易过程中的“阳合同”,并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故《信托贷款合同》中所约定的借款期限内10%利息、借款期限外的12%利息、以及相应的违约金条款的约定都是无效的。安信信托仅可请求昆山纯高返还2.15亿元的本金及要求昆山纯高承担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如前所述,既然本案中的信托计划为资产收益权信托,2.15亿元的性质信托受益权转让价款而非贷款,双方所签订的抵押协议是否有效乃至安信信托是否可就抵押物优先受偿就变得尤为关键。在本案中,办理抵押登记所用的主合同为《信托贷款合同》,抵押权的设定是根据该无效的主合同所设定的。根据民法原理,如没有主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担保关系也就没有了存在以及实现的价值,担保合同关系必须以主债权债务合同关系的存在为前提。
当然,在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导致担保合同无效的情形下,虽然不存在履行担保义务的履行问题,但债务人、担保人或者债权人并非不承担任何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担保法的司法说明》第八条就规定:本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特别在本案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虽然在表面关系上抵押物的担保对象是“阳合同”即贷款合同,但双方的真实意思是抵押物的担保对象为本案中的“阴合同”即《财产权信托合同》。即在表面上为了“阳合同”所办理的抵押对“阴合同”是否绝对无效,如无效对于安信信托而言是否有显失公平之嫌?
综上所述,本案中安信信托主张贷款合同法律关系是错误的,双方的法律关系应为资产收益权信托合同关系。而关于本案中的抵押物,尽管安信信托可以要求法院查封以进行财产保全,但由于抵押关系无效也就无法就抵押物拍卖所得而优先受偿。
四、案件启示
本案已于近期由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法院的判决验证了律师对本案的分析预测,二中院认为,“《信托贷款合同》的还款方式采用信托合同中对信托专户最低现金余额的约定方式,该合同依附于信托合同而产生,原告发放贷款的又有违信托合同约定。故原告将2.15亿元以贷款方式发放给昆山纯高企业,现以被告未偿贷款为诉由,显属不当,本院认为,本案纠纷的性质应定为营业信托纠纷。”
事实上,安信信托本可开门见山的与昆山纯高签署《信托贷款合同》而直接向昆山纯高放款,但正是由于近年来国家对房地产开发贷款实行严格监管,对于贷款主体的房地产开放商需具备“四证”(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开发商或其控股股东是否具备二级资质、项目资本金比例达到国家最低要求的30%等。而正是由于当初昆山纯高并不具备房地产开发二级资质,故双方只能放弃“集合信托+贷款”的融资模式,继而选择“资产收益权信托”这一具备法律风险的融资模式。
然而,经过分析发现,在本案中安信信托所设立的似乎又不仅仅是单纯的“资产收益权信托”。至少站在社会公众投资人的观点来看,其作为委托人向信托企业交付资金以投资“昆山·联邦国际”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作为社会公众投资人而言其所参与的就是一个“集合资金信托”。因此,实质上安信信托是将两个不同的信托计划整合为了“同一个信托计划。”故此,在整个信托计划中至少从昆山纯高以及社会公众投资人的角度,双方都认为自己是该信托计划的受益人。而为了保障投资人在信托计划中的合法利益,《信托企业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5条规定,在财产权信托以及集合资金信托中,信托企业设立信托计划,参与信托计划的委托人为唯一受益人。但是,在本案中,该信托计划中出现了在信托计划交易的两个终端分别将资产收益权和投资资金委托给信托企业的两个受益人群体。
其实,在理论上,安信信托当初完全可以设立两个信托,与昆山纯高以资产收益权设立财产权信托,同时设立一个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向社会公众投资人募集信托资金,信托资金用于购买昆山纯高的信托收益权,此即为TOT模式。但是,为此,信托企业因为设立两个不同的信托计划而需要分别计提风险资本,从而增加信托企业的风险资本占用。何况,以资产收益权为基础设立财产权信托时,为了确保资产收益权不因转让而产生风险,双方仍需为此办理抵押手续,而房地产登记部门到时可能仍然不愿意为“财产权信托”而办理抵押,届时双方又有可能签订贷款合同,从而再度陷入“阴阳合同”的法律风险之中。

因此,在安信信托与昆山纯高的信托纠纷中,大家可以发现,资产收益权由于其不像投资资金可直接由信托企业进行管理,对于信托企业该信托财产无法得到安全性方面的保障,但其办理抵押在实践中又会遇到阻碍,此为“资产收益权”作为信托财产先天弱势之一。此外,由于“资产收益权”其交付给信托企业的目的往往是由于该“资产”的形成尚需资金的投入,而在信托模式中,信托企业就会向第三方募集资金。因此从合规的角度,信托企业就应同时设立两个不同的信托计划,简而言之,为需资方所设立“资产收益权”的信托计划往往无法一步到位,此即为“资产收益权”作为基础财产在信托模式下的另一大弱势。所以,对于信托企业而言,以“资产收益权”作为信托计划的基础财产,其在交易模式的选择及在运作进程中尤其需要注意合法、合规性,以避免资产收益权的实际价款无法收回,甚至无法对信托计划中的抵押物优先受偿的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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